Cater.20叶翼柯之死 (第1/2页)

    叶翼柯在东京重新开始生活，从一家的地下室开始。

    地下室不是他以前在上海那种有隔音棉、有喷漆铁门、有歪扭骷髅头鼓面的地下室。

    那有窄的、闷的、堆满了酒箱和废弃音响的过道，他每天傍晚从租住的公寓出发，骑一辆从二手市场买来的破自行车，穿过涩谷十字路口的人cHa0，拐进一条挂满了居酒屋灯笼的小巷，在后门把车锁好，推开那扇贴着无数乐队贴纸的铁门。

    他的工作是帮演出乐队调音、搬设备、在散场后把地上的啤酒罐和烟头扫g净。偶尔缺贝斯手的时候他会顶上去，弹一整晚，演出结束了领一沓不厚的日元，在便利店买两个饭团和一瓶矿泉水，骑车回家。

    他没有再组乐队。那把从上海带来的吉他收在琴盒里，塞在床底。琴弦上上次换完以后就没有再换过，琴身上开始落一层薄薄的灰。

    他不是不想弹——有时候凌晨两三点，他从睡梦中醒过来，会本能地伸手去够床底的琴盒，手指已经m0到搭扣了，然后他会停住。

    在黑暗里坐一会儿，把手收回来，翻个身继续睡。

    那些没有名字的曲子还留在五线谱上，没有录，没有弹，没有唱给任何人听。

    它们在琴盒里和他一样，被时间和距离封存了起来。

    戒毒的事，反反复复。再次戒断是在他来日本半年后——他mama在东京郊外找到了一家专门治疗药物依赖的诊所，环境很好，窗外能看到一小片竹林。他在那里住了三个月，每天早上起来吃药、做检查、接受心理咨询，下午在活动室里对着窗户发呆。出院的时候主治医生跟他说，生理依赖已经基本清除了，但心理依赖可能会伴随他很长一段时间，也许会反复。他点了点头，把医嘱折好放进口袋。

    他确实反复过。在的工作环境里，接触到那些东西太容易了——乐队巡演结束后总有人在后台分发一些“提神”的东西，他推过很多次，推到最后对方都不好意思再给他了。但有一个深夜，他一个人搬完设备回到空无一人的地下室，腰疼得直不起来，手指关节被音箱边角割了一道口子，血g了以后和灰尘凝在一起。他看着自己手指上那道伤口，想起了很多事。想起了地下室的排练，想起了天台上的火烧云，想起了砂锅米线店里沸腾的白汽，想起了金吉被按在地上时红得快要滴血的眼睛，想起了陶叶从出租车后窗里回头看他时那个被霓虹灯照得五颜六sE的侧脸。然后他拿起手机，翻到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号码。

    那个号码是他在上海城东酒吧里认识的花衬衫男人给他的，他到东京以后一直存在通讯录里，没有删。

    他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，然后把手机屏幕按灭，站起来去便利店买了一包最普通的七星烟，坐在路边cH0U了一整包。

    那是他来日本以后离复x1最近的一次，也是他最后一次想碰那些东西。

    天亮以后他把那个号码从通讯录里删了。

    除了那次陶叶和美玲姐见面意外遇见他以外，他还见过陶叶最后一次。

    是在银座的街头，他来帮一个朋友开的中华料理店送外卖。

    那天傍晚的夕yAn很好，把整条街染成了浅金sE，和上海天台上那种橘红sE的火烧云不一样——更淡，更薄，像一层被水稀释过的蜂蜜。

    他骑着自行车等红灯的时候，看到对面人行道上走着一对夫妻。nV人穿着米sE的风衣，头发盘起来，手里拎着一个纸袋，纸袋上印着一家百货公司的logo。男人走在她旁边，b她高半个头，戴着一副银框眼镜，穿着深灰sE的西装，领带是暗红sE的，头发梳得很整齐。

    他低头跟nV人说了句什么，nV人微微侧过头去听，听完笑了。

    她的笑容很得T，嘴角的弧度恰到好处，不像在地下街砂锅米线店里被金吉的虎牙逗笑的、毫无保留的笑，这是一种更成熟的、更稳重的、属于一个成年nV人的笑。

    那是陶叶。

    叶翼柯的脚撑在人行道上，自行车停在路口，身后等红灯的汽车按了一声喇叭。

    他没有动。

    他看着陶叶和她的丈夫从他面前不到三米的地方走过去，那个男人手里还拎着另一个纸袋，上面印着婴儿用品店的logo。

    他们没有看到他。

    他穿着一件洗得有点褪sE的灰sE工作服，x口印着那家中华料理店的名字，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，帽檐压得很低。

    他和东京街头任何一个送外卖的中国人没有区别。

    红灯变绿了。他身后那辆汽车又按了一声喇叭。他回过神来，脚下用力一蹬，自行车拐进了旁边的岔路。他没有回头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他回到公寓，从床底把吉他盒拉出来。盒子上已经落了一层薄薄的灰，他用袖子擦了擦，然后打开搭扣，把吉他拿出来抱在怀里，对着窗外涩谷的夜空。他没有弹任何曲子，只是坐在那里，手指放在琴弦上，没有按下任何品格。

    霓虹灯光从推拉门的磨砂玻璃外面透进来，在他脸上流转——蓝sE，红sE，绿sE。

    那把吉他的琴颈上有一道很细的裂纹，是第一次从上海带到东京时被托运摔的，他一直没修。

    他又开始买洛丽塔裙子。

    以前在上海，他每买一条裙子都觉得自己在靠近她一步，那条浅蓝sE绣小雏菊的他送给她了，后来陆续买的粉的蓝的白的黑的都封在纸箱里，从来没有送出去过。

    现在不一样了。

    现在他买裙子不是为了送，是为了一个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理由。也许是为了证明他还记得，也许是为了完成某种仪式，也许只是习惯了。

    他跑遍了原宿和表参道所有的洛丽塔店铺，每次发工资以后留下房租和饭钱，剩下的全部换成了裙子。

    他没有像以前那样把它们封在纸箱里，而是把每条裙子都用衣架挂起来，整齐地挂在衣柜里，和上海公寓角落那个封得严严实实的纸箱形成了某种无声的对照。

    但他始终没有去邮局。

    每条裙子的收件人地址他都能默写出来——地下街那个地址，她家服装店的地址，哪怕他知道她已经不住在那里了。

    但他没有寄出过一次。

    因为他不知道寄到了以后，签收的人是谁。

    是一个已经搬走了的nV孩，还是一个已经为人妻、为人母的nV人。

    他不知道的是，陶叶在日本的时候也去过那家原宿的洛丽塔店。

    他们在不同年份的同一个季节，站在同一个橱窗前，看着同一条N白sE的裙子。

    橱窗的玻璃映出她的影子——米sE风衣，低马尾，平底鞋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穿着粉sE洛丽塔、手里拎着两颗白菜挡在打架人群面前的nV孩了。

    她在橱窗前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走了。她没有走进去。

    店员们后来偶尔会谈起那个总是来买裙子的中国年轻男人——他瘦瘦的，不太说话，来了就在店里转很久，然后买一条裙子离开。

    她们不知道